探索以審判為中心的減刑假釋制度改革

發布日期:2016-7-11 11:57:23 發布人:研究室   信息來源:本站   點擊次數:28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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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嬌艷)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辦理減刑、假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中,首次確立了減刑假釋案件的開庭審理模式;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在黨的重要文件中對嚴格規范減刑假釋作了明確要求;2014年1月,中央政法委出臺《關于嚴格規范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切實防止司法腐敗的意見》,力圖解決社會反映強烈的“有權人”“有錢人”被判刑后減刑快、假釋及暫予監外執行比例高、實際服刑時間偏短的問題;2014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關于減刑、假釋案件審理程序的規定》,明確了減刑假釋案件的審理程序和審理方式,以進一步增強案件審理的透明度,通過公開促公正。 

上述一系列的規定都反映了頂層設計者們改革減刑假釋制度的探索與實踐。筆者認為,繼續深化減刑假釋制度改革要以審判為中心,立足實踐,從制度層面破題。 

一是應當在宏觀的執行權、檢察權與審判權的關系上,實現以審判為中心,其關鍵在于加強檢察權和審判權對執行權的監督與制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健全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司法行政機關各司其職,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互相配合、相互制約的體制機制。”長期以來,執行權、檢察權與審判權均處于“和諧共生”的狀態,彼此配合并不難。然而對于以審判為中心而言,對抗制訴訟結構較之非對抗制訴訟結構更為成功。因此,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之間的相互制約就顯得尤為重要。 

構建有效地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制約機制,關鍵在于改變執行權在減刑假釋制度運行中權力過大的現狀,讓檢察權、審判權與執行權彼此力量均衡才能實現有效制約。就刑罰執行機關而言,其作為罪犯服刑改造的日常監管單位,對罪犯的改造表現最為了解,由其負責提供罪犯的日常考核材料,對罪犯的日常表現進行量化考核,并為罪犯申報減刑假釋均無可厚非,關鍵在于如何發揮檢察權與審判權對執行權的制約功能。在我國行刑權的配置中,檢察機關是唯一的監督主體。但要讓檢察機關的監督權得到有效行使,必須將其監督權轉化為具體的訴訟職能,才能使得監督落到實處。就減刑假釋制度運作而言,可以考慮將減刑假釋提請權與建議權相分離,由刑罰執行機關負責罪犯的日常考核與減刑、假釋的提請,但具體的減刑幅度及假釋與否的建議由檢察機關出具。只有將檢察機關的監督職能依托于具體的訴訟職能,才能真正發揮駐監檢察室的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使得檢察機關的監督權真正對刑罰執行機關的執行權形成制約。法院作為審判機關,其對罪犯適用減刑假釋是一個行使判斷權的過程,實現以審判為中心的關鍵也正在于突出審判機關的“判斷權”,因此,應當弱化考核分在減刑假釋案件審理中的作用,綜合考量反映罪犯人身危險性消長變化的各種因素,如罪犯的罪質與情節、財產刑履行情況、被害人意見及相關社會影響等因素來判斷罪犯人身危險性的大小,以確定罪犯的減刑幅度及是否適合假釋,最終確保案件審理的社會效果。 

二是應當在微觀的制度設計上實現以庭審為中心,其關鍵在于將考量罪犯悔改表現的百分考核由現在的加分制改為扣分制,在保障罪犯對質權的基礎上,實現庭審由現在“權利享受型的運作過程”向“權利剝奪型”的運作過程轉變。近年來,最高人民法院相繼出臺司法解釋,確立了部分減刑假釋案件開庭審理的模式,并明確了庭審的程序和內容。但從案件審理的效果來看,開庭審理除了增進案件審理的公開性和透明度之外,對案件結果的影響與書面審理并無實質意義上的差別。 

要讓減刑假釋案件的庭審真正在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上發揮實質意義上的作用,關鍵在于將減刑假釋案件庭審由“權利享受型”的運作過程向“權利剝奪型”的運作過程轉變。我國現行的減刑假釋庭審流程基本上是執行機關發表執行意見,認為罪犯在服刑期間能認罪服法,積極改造,確有悔改表現;檢察機關一般發表監督意見認為罪犯確有悔改表現,符合減刑或假釋的相關法律規定,請法院依法裁定減刑或假釋;法院則從執行機關提供的書面材料中已經形成了初步的審查意見。整個案件庭審過程都圍繞著罪犯是否應當獲得減刑假釋展開,罪犯本人無需對質,檢察機關和執行機關也很少形成實質意義上的對抗,因此法院經過庭審查明的事實和經過書面審理查明的事實基本上是一致的,庭審成了走過場。那么,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筆者認為,我們不妨換個思路,既然罪犯的人身危險性難于考量,不如改變長期以來減刑假釋獎勵說的刑罰觀念,將獲得減刑假釋作為罪犯執行了一定刑期又認真遵守監規條件下的法定權利,把考量罪犯悔改表現的百分考核由現在的加分制改為扣分制。減刑假釋案件審理的重點也應當放在不認真遵守監規、不接受教育改造這些例外情形上,同時結合罪犯的財產性義務履行情況、前科劣跡、數罪、犯罪情節等因素綜合確定罪犯的減刑幅度及是否適合假釋。其操作模式可借鑒國外的善行折減制,如罪犯每服刑一個月,可減刑五天,服刑一年,可減刑六十天,期間若因為違反監規被扣分,則根據被扣減的分數折抵與其相對應的減刑幅度。如此,減刑假釋案件的庭審可由“權利享受型的運作過程”向“權利剝奪型”的運作過程轉變。需要注意的是,權利剝奪型的庭審運作過程要以保障罪犯的對質權為立足點,賦予罪犯辯護權,庭審內容圍繞被扣減的考核分,財產刑履行情況、罪犯前科劣跡、情節、數罪等因素所反映的罪犯人身危險性的大小展開,通過對抗性的庭審辯論,實現以庭審為中心的改革目標。 

(作者單位:浙江省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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